十年风雨路
——记“文革”时期江苏省中小学教科书及教材的编写
毛系瀛
十年动乱中，我有一半时间在华东水利学院度过的。在激烈的洪水猛兽般的冲击以后，因形势的发展和教育战线的需要.从流放的三河边被抽调当时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文教局，给我的任务是筹备和主持江苏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的工作。那时全省中小学校差不多都执行所谓停课“闹革命”.也正是林彪“四人帮”大搞“突出政治”.大演“高举”的把戏，大唱“顶峰”的时代.提出“一句顶一万句”、“活学活用”的经文的时候.他们把“语录”说成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谁要提出异议.那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一
1969年提出复课以后，各地中小学教材基本上由各地区自行编写。在这种大气氛的折腾下.大家都自身难保，战战兢兢。编写教材就是根据他们的要求，一是大选语录，除了政治、小学语文、外语。等通篇都是语录外，其他人自然学科也要多选语录。 用语录来指导编写进程.说明自然现象，归纳定理法则，总结实战经验.只有这样做，才是体现“活学活用”，才能体现“思想”的指导作用。当时参加编写的人就是忙惊天动地找语录，发现一条对上口径哪怕是十分勉强的语录.就象发现新的星球一样，不惜花费很大的篇幅把它加进去。甚至一道习题也要先引一大段语录后，才说到问题的本身。所以“文革”初中期的那套教材，不少人评价是“语录加知识”的产物。二是搞所谓“突出政治”。为了“突出政治”，知识的系统性可以打乱，可接受性原则可以放弃。自然学科离开教材的具体内容空发一通议论，“穿靴戴帽”。对语文还强调政文不分家，语文课就是政治课，要紧跟形势，谁要说各学科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要求，那就是“业务挂帅”、“脱离政治”.三是否定基础知识.否定基础理论。物理、化学、生物，被取消了，而代之以“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主要讲一些典型产品，主要农作物的工艺流程，生产技术。数学课的基础知识，也被大砍大删，而代之以会计、测量、识图等实际知识。
二
1971年以后，根据教育形式发展的需要，江苏省委决定成立江苏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并下发了“苏委政发（1972）中9号《关于正式成立教材编写组》的通知”。通知规定编写人员由各地市县临时借调，每年轮换三分之一，并决定我省中小学课本从1972年秋季开始，逐步由省统一编写，统一供应等.根据省委的精神，省文教局积极筹备，江苏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于1972年初正式成立。
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初建时下设六个学科组，即:中学语文编写组，中学数学编写组，中学物理编写组，中学化学编写组，中学英语编写组，中学 俄语编写组。在此基础上，逐步与中小学配套，最后发展到十八个学科编写组。即:小学语文、小学算术、小学常识、小学三算、中学语文、中学数学、中学物理、中学化学、中学英语、中学俄语、中学历史、中学农业基础知识、中小学政治、中小学音乐、中小学美术、中小学体育、中学地理、聋哑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参加编写的人员因为我们是从各地市县选调，一般都是政治业务水平较高，并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人数最多时达一百八十余人。编写人员实行轮换制度既保持了骨干力量的相对稳定，又避免脱离教学实践。教材组的办公地点，十年中曾四次变动，先是在南京林产工业学院.后来迁到华东水利学院，1975年又迁到北京西路15号，1978年合并到江苏教育学院，1981年以前全省中小学教材仍由教育学院（原教材编写组各学科）负责安排、供应。
教材从编写、审稿、定稿到印刷、发行，需要一定的周期。一般需要半年，甚至更多一点时间，否则难以做到及时供应。每年编写出版的教材近一百种，最多时达一百二十余种，出书八千五百万册左右，基本上满足当时各年级各学科以及专业课程的教学需要。
教材出版后，每年都要根据新的情况进行修改，其中重大的改编（基本上把原教材全部推掉）进行了三次，第一次是1972年至1974年，第二次是1975年至1976年，第三次是1977年到1978年。由于教材具有系统性，改编一般是从第一册开始，完成整个体系的改编，需要二、三年时间。
在那十年中，由于教育事业发展很快，教材的供应量很大。我省当时中小学学生约1400万人，每年供书两次，全年用纸量相当大，以1978年为例.核定用纸量需9743吨。这是个相当大的消费量。由于当时“四人邦”煽动停工停产，对工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纸张供应存在很大困难。到了1977年，不得不将少数课本印数减少，有些课本只供应需要量的三分之一，或只供应教师用书。我省编写的中小学课本，当时除供应本省外，还部分支援了兄弟省(如河南省、云南省、安徽省、广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朝鲜族自治州)等省区。
三
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邦”对中小学教材的干扰破坏.尽管表现形式和所用的手法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都是打着突出政治的幌子，反对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打着重视实践的幌子.大搞实用主义。1973年初和1974年11月，被“四人邦”控制把持的国务院科教组，先后在上海和北京召开了“华东地区教材座谈会”和“部分省市教材座谈会”。前一个座谈会以“两个估计”为基调，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成就.提出了“彻底破体系”的口号，后一个座谈会指责复课以后的教材有两个不足，即反映“批林批孔”的精神不足，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不足。提出两个充分、三个服务的口号，即充分反映“批林批孔”，充分反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强调教材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服务。
所谓彻底破体系，就是全盘否定传统教材，重闯新路。闯什么新路呢?就是要参加编写的人员根据他们的框框充分展开想象，提出新方案。按照他们的路子，经过长时间的讨论研究，语文强调了“紧跟形势”“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物理、化学提出了“以典型机具、典型产品带动基础知识”和“以工农业生产为课题组织教材”的编写方案;外语强调了“破语法系统.立政治思想组元”的新体系:数学则搞了完全适应工农业生产需要的“十大块”:历史则根据“儒法斗争是历史的一条主线”的指导思想，重新编写了中国历史。这套教材受“四人邦”毒害较深。
以物理教材为例，初高中物理课本共安排十九章，每章介绍一种典型机具，它们是:“喷雾器械、水泵、柴油机、显微镜、照明电路、三相异步电动机、有线广播、气象站、起重机、金属材料的机械性能、农用水泥船、手扶拖拉机行走、人造地球卫星、直流电、万用电表、交流电、收音机、农村小型排灌站”等。由于突出了典型机具，过多地讲了生产技术细节和维修、保养、使用等实践知识，从而消弱了基础知识的教学。例如力学部分的基础知识，用拖拉机、起重机、农用水泥船和人造卫星来组织，牛顿三定律的内容削弱了，抛体运动.波动的内容全部删去。不但如此，而且内容编排不是由浅入深、由简到繁、循序渐进，而是东拼西凑，支离破碎。弄得教师既不好教，学生也不好学，大家叫苦连天。
再以中学语文为例.根据75年下半年和76年上半年所用八册课本统计.共有课文106篇，由于强调要反映“批林批孔”和“文革”成果.属“四人邦”思想体系的文章就有22篇.占五分之一强。小学语文课本中也选进了黄帅的《要当小闯将，不做小绵羊》，政治课本中选进了张铁生的《答卷》，李庆霖的信等。
四
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邦”尽管猖狂不可一世，尽管挥舞帽子和棍子，以势压人.但是人们一旦识破其阴谋，识破其鬼蜮伎俩，就会采取各种方式，对其进行抵制和斗争。当时教材编写组党支部，在文教局(后为教育局)核心组的领导支持下.对林彪“四人邦”的一套货色，虽然有些是执行了.但在不少问题上也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比较明显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在1972年，这时林彪反党集团已经垮台，与林彪狼狈为奸的“四人邦”还惊魄未定，江苏省中小学教材组就在这时成立，在研究编写第一套全省统一的教材时，就发生两种意见的争论，一种认为，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对各文革后编的教材，不能否定:另一种意见认为，文革前编写的教材，总的说是好的，有可取的地方.各地文革后编的教材，有林彪大搞形式主义，实用主义的流毒，必须坚决肃清。党支部根据当时的形势全面分析了各种意见，认为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对旧教材进行删繁就简，教材的彻底改革是今后要进一步研究介决的问题。因此在编写时，我们总结了各地、市编写教材的经验教训，注意处理好政治和业务、理论和实践、批判与继承等方面的关系，也注意了知识的系统性、连贯性。江苏首先废除了“工基”，恢复了物理、化学。“农基”教材中，增加了一些生物的基础知识。由于学制缩短，课时减少，使得这套教材内容压缩得过于简单，有些基础知识被删减了，各章节的联系，也不能紧密。但是总的来说，1972年出版的那套教材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是比较好的，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
第二次是在1976年，这是“四人邦”最猖狂的时期。他们篡党夺权的活动一步步加剧，因而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也一步步暴露，我们对“四人邦”的认识和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他们大反周总理，大搞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到处煽动停工停产，制造混乱，这种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全体编写人员的愤慨，促使我们警觉起来，因而对他们推行的一套货色，我们进行了自觉或不自觉的抵制。这里回忆几件事。
1、对“四人帮”一手策划的所谓“批×和回击右倾翻案风”，我们一开始就思想不通。上级布置每周批一次，我们只作一般的传达，没有组织批判。在小组讨论时，大家不是批邓，而是提出不少疑问，发了不少牢骚，实际是对“四人帮”的控诉。如对“三株大毒草”的批判，我们对这些所谓“反面教材”读了又读，一致认为这是反映全国广大人民的 意见和要求.各学科组的同志也一致认为这些材料说的正确，不认为是毒草。“四人邦”批“唯生产力论”大家想不通，号召大家学马列主义原著，党支部组织支委、大组长以上干部多次学习列宁的文章《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的文章提出.就是要多搞些生产.多搞些经济。“四人邦”批“党内资产阶级”，我们学习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论述，认为只能说党内有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不能说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党内怎能容许有一个资产阶级存在?认为说“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人，是妄图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
2.报刊上登载的有关批x、回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党内资产阶级”“还乡团”等等文章、口号，要不要在教材中有所反映，当时有人提出教材要紧跟形势，要有时代气息。但是多数同志反对这样做，经党支部研究决定，公开提出三不进教材:一、毛主席未说过的话不进:二、中央文件未肯定的提法不进:三、个人或集体名义写的文章中，自己提的“口号”不进。所以在我们的教材中除了当时在中共中央文件上已经普遍出现的提法外，其他提法一律未用。
3.对当时的重大事件，我们有自己的看法。例如天安门事件，有关这方面的报导、文章，我们一概不选。当时个别领导人点名要将《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社沦)、《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报导)分别选入中学语文和小学政治课本，连续找党支部、行政负责人谈了三次都未同意。我们所持理由是:教科书不是报刊，同时这些文章教材不好教，学生不好学等为由，婉拒这位领导者的意见。
4、“四人邦”要打倒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报刊上不准颂扬他们的功绩。我们认为他们的历史功绩不能抹煞。小学常识课本中《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原有南昌起义和井冈山会师两段内容，其中也提到周总理、朱德、陈毅、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名字.当时个别领导人，要把这两段删去。我们认为这两件李都是我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能删。某领导说:“只要突出毛主席就行，历史上没写的事多着啦”，亲自动笔把这两段话砍掉，对此我们始终认为不妥，他删了，我们在校对时，还是把这两段内容补上去。
5、 在“四人邦”当道时.社会上有一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总想抓住只言片语整人.武进县圩扩中学有个教师写了长篇批判文章.寄到人民日报。说江苏教材编入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大寨新图》一文，是“鼓吹xxx唯生产力论的毒草，是一篇反面教材”。还说江苏教材组“批x批在嘴上。心里却和xxx的一套很合拍”.“为xxx张目，充当xxx的社会基础。”我们组织有关组对这篇文章进行了认真研究后，仍然认为《大寨新图》不是搞“唯生产力论”.只有大千.才能大变.因此《大寨新图》是篇好文章，可以用作课文。其他有关诸如此类的指贵.一概不予理睬。
6。“四人邦”反对周总理，排查所谓“政治谣言”时，个别领导人平时根本不关心教材编写的事、这时却一反住常、三天两头往教材组跑。他撇开党支部、撇开教材组的负责人。采取大会压小会挤的办法.大搞人人过关。一时教材组气氛紧张.人人感到自危.有些女同志被逼得哭哭啼啼。还有不少要求回原地原单位工作。就是这样。他仍不罢休，还要继续深追。要排重点组、重点人。企图从个别组.个别人身上打开缺口。党支部不同意这种做法，并提出如果要搞重点.应首先从上级组织查起，重点应是上级组织，不应是教材编写组。至于个别人的传谣和传抄一些材料，不应列为重点排查对象。与此同时.党支部召开大会.首先阐明党和毛主席一贯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的方针政策.肯定教材组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好同志。这样一来.大家才逐步消除了顾虑，平息了这场风波.安心地投入编写工作。
7、“四人邦”当时要搞乱全国.来一个乱中夺权，连我们这个小小的教材编写组也不放过。由于我们这里好多事情没有按照“四人邦”的旨意办，“四人邦”在江苏的某个代言人曾找教材组个别人谈话，煽动起来造反。并说“你们教材组关门编书。就是修正主义”“你们那里像一潭死水.可不要小看教材组，这是一块思想阵地，你们可以起来造反嘛”。当谈到如何造反夺权时，xx说:“你们可以从生活问题上打开缺口”……。在“四人邦”到处煽功闹事的情况下，教材组确有几个人蠢蠢欲动，寻机闹事，连大字报的内容都考虑好了。但是由于党支部抓紧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加上这里绝大多数同志对“四人邦”那一套货色.已经深恶痛绝，那几个人感到孤掌难鸣，已经考虑好的大字报.最后没有敢抛出来。
五
教育部从1977年秋开始抽调人员编写全国统一的中小学教材、1978年秋开始供应部分年级的课本，到1981年、全都使用全国统编教材。我省第三次改编的教材是根据全国教学大纲改编的，在1979年底以前编写完成。至此历时十年的江苏省统编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工作，宣告结束。
（原载于《江苏省教育史资料》）
